【中华大帝】_梦回大明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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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华大帝】

  迁都太原的新皇,年号“归运”。

  取自汉代班固《典引》:“膺当天之正统,受克让之归运。”

  “归运”即顺时而至的天运,表示皇帝乃奉天承运登基,并非阴谋篡立的伪帝。若非大明已有正统皇帝,估计山西的那帮商贾,会直接以“正统”为年号。

  被迎入北京登基的新皇,年号“昭德”。

  取自汉代刘向《说苑》:“天有昭德,宝鼎自至。”同样含有奉天承运之意。

  当中央朝廷的君臣,听说山西冒出个皇帝,立即颁布诏书通告天下,将山西朝廷斥为忤逆叛乱之辈,号召全国官民兵将共讨之。

  还未正式出兵,朝中就爆发激烈党争。

  出自山西豪族的官员,因“勾结伪帝”而下狱,沿海地区官员彻底掌控朝政。

  也有跑得快的山西籍官员,麻溜奔往太原,索性在太原朝廷当官。

  昭德皇帝传下圣旨,召集大军勤王,其实是想发兵征讨山西。

  整个松辽盆地的边军,都只当没接到诏书,那里地广人稀、土地肥沃,小冰河时期已渐渐过去,松辽军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。甚至,没了朝廷盘剥,他们还过得更滋润,都司和总兵都选择按兵不动,借口是要防备北方蒙古入侵。

  整个东北地区,王渊执政时是三大营,随着朝廷实控地盘扩大,如今已扩建为六大营。因为之前二十年的混乱,东北六大营分为三股势力,一占辽宁,一占泰宁(吉林),一占原朝鲜北部(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)。

  前面两股势力,互相攻伐,都想吞掉对方,最后一股势力只求自保。他们都不愿帮朝廷打仗,但也不敢拒绝,张口就要百万两银子的开拔费。

  只有山东总兵黄宗德,那是真正的忠义之士啊!

  黄宗德带着三万团练大军,不要朝廷一分钱,自费进京听候皇命。

  昭德皇帝龙颜大悦,升授黄宗德为后军右都督,冠加三英,赐斗牛服。又命兵部左侍郎王贤,挂总督帅印,带着黄宗德一起征讨山西。

  王家与黄家,再度联手。

  只不过嘛,王渊是跟黄崇德联手做生意,而王贤则是跟黄宗德联手除叛逆。

  二人带着西苑新军一万、山东团练三万、京畿民夫五万,浩浩荡荡的朝山西杀去。

  太原的归运皇帝,纯属被赶鸭子上架,但既然已经黄袍加身,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。听闻北京已经发兵,归运皇帝也整军抵抗,对外宣称誓师东征伪帝,拥有北方边军两万余,其中一半属于火枪骑兵,另有数万山西团练和民夫。

  双方在代州附近展开战斗,黄宗德的山东团练财大气粗,装备大量新式火枪和火炮,初时打得山西军队差点崩溃。

  关键时刻,负责策应断后的西苑新军,莫名其妙的不战而逃,王贤和黄宗德被断了粮道。

  王贤以文官总督身份,誓不投降,力战而死。

  黄宗德杀出重围,回到北京时,身边只剩数千残兵,而且火炮辎重全部遗失。

  黄宗德上疏怒斥西苑新军将领,反被南方系官员反咬一口,说他畏敌不前才导致损兵折将。而西苑新军将领,则是当机立断,保住了朝廷官兵的有生力量。

  黄宗德差点因此被下狱,带着满腔怒火返回山东,从此不再理会中央命令。

  这属于山东(外加天津)商贾集团,与江浙商贾集团的争斗,双方在纺织行业的竞争已持续上百年。

  而为国捐躯的王贤,也因为跟黄宗德交往密切,非但没有被死后追加荣誉,反而被定了个纸上谈兵、指挥不当的罪名,只因已经身死才不予追究责任。

  王氏子弟震怒,大部分选择辞官。

  一支退回天津组建团练,控制天津的铁路、河港和海港,直接掐断北京的漕运路线。

  一支前往湖广,全力资助王元珍。

  一支前往贵州,支持王贲扩张实力,王贲是王渊大哥王猛的后代。

  朝中的江浙集团官员傻眼了,由于漕运路线被掐断,整个京城粮价暴涨。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,将兵部尚书的位子,交给留在朝中的王氏官员。

  归运元年,或者说,昭德元年。

  归运皇帝再次东征,一路打到北京城外,王渊的城西旧宅被占领。

  山西朝廷兵马大元帅下令:“王太师,圣人也,不可轻侮,不得损其旧第一草一木。”

  又把宅中诸多王氏子弟,“请”到北京城下,让负责镇守北京南外城的王皋投降,并承诺升王皋为内阁次辅、加太师衔。

  王皋面无表情,下令道:“开炮!”

  城楼巨炮调整角度,对着诸多王氏子孙发射,一炮轰死王皋自己的亲孙子。

  两军都惊骇莫名,北京守军义愤填膺、士气大振。山西军队则慑于王皋忠义,又念及王渊的圣贤之名,竟然选择围而不攻,还把王氏子孙全部掳去太原,每天好酒好肉的伺候着。

  北京城太坚固了,就算带着巨炮,也得打好几个月。

  山西军队围城半年之久,城中饿殍遍地,天津王氏终于带兵来救。攻城方粮草不济,把北京周边抢掠一空,终于灰溜溜的选择撤军。

  王皋借着保卫北京的大功,开始清洗内阁和六部,急诏素有贤名的南京礼部尚书金芳回京,火速担任内阁首辅。又清洗守城时表现糟糕的勋贵,将他们的土地分给流民和佃户,再拿出王家在北京的钱财和土地,分给西苑官兵补发军饷。

  北京朝廷,在京畿地区轻徭薄赋,天津王氏也愿提高商税,终于给中央回了一口血,颇有百废待兴、再造河山的味道。

  而山西的归运朝廷,则被山西商贾控制,全面清理山西境内匪寇,保障辖地内的工商业环境。他们不理会已经打烂的陕西,而是出兵攻打河南,因为山西粮食不足,必须占领河南才能回血。

  河南地方军阀奋起反抗,但根本不是北方边军的对手,山西朝廷迅速占领河南全境。

  昭德三年。

  眼见北直隶有些起色,权倾朝野的王皋,突然被皇帝诱捕下狱,竟是昭德皇帝想要收拢大权,不愿做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。

  王皋悲愤不已,虽然皇帝不敢杀他,只是逼他交出大权。但王皋刚烈异常,自杀于狱中,留下血书遗言:“煌煌大明,国将不国。王氏子孙愧对祖宗,望天下英豪重造乾坤!”

  同样被软禁的内阁首辅金芳,听闻王皋的死讯,当晚便吞煤自尽,留下血书:“生不可救社稷,死或能醒人心,吾随岸磊公(王皋)共赴黄泉去也。”

  昭德皇帝直接傻眼了,他真不敢杀王皋,这……这何至于此啊。

  昭德皇帝下令厚葬王皋、金芳,京城内外人心尽失,皇帝得到大权却头疼不已。

  天津王氏首领王鳌,愤而传檄天下,喊出“诛暴君”的口号,先是断绝漕运,接着又带天津团练攻打北京。被克扣粮饷的京城官兵,主动开城投降,北京百姓直接攻入皇宫,将紫禁城抢掠一番,将昭德皇帝吊死于午门城楼。

  王鳌虽然占领京城,却很快不知所措,麾下也开始争吵不休。

  一派喊着拥立王鳌为帝,一派喊着迎奉太原天子,一派喊着另择宗室登基。

  王鳌代表着天津、山东商贾利益,属于绝对的既得利益者。他下不了决心自立为王,只想延续大明的统治,最终选择迎奉太原天子。

  山西那边,反应很扯淡。

  归运皇帝想要去北京,山西商贾却不放人,因为去了北京之后,朝政肯定被王氏控制。

  归运皇帝被逼着写诏书,说朝廷早已迁都,让王鳌去太原做官。

  而北方边镇的将领,一些支持山西商贾,一些则想去北京的花花世界。被掳到太原的王氏子孙,趁机怂恿将领兵变,口号是“清君侧、迎帝归”。

  兵变被镇压,王氏子孙被杀死三十多人,剩下的全部趁乱逃离山西。

  山西商贾继而展开清洗,导致攻占河南的边军叛乱,总兵郑越(武进士郑虎后代)自立为河南王。

  王皋得知同族被屠三十多人,彻底跟山西朝廷闹翻,也对宗室不再抱希望,自封为直隶总督,苦心经营白骨露于野的北直隶。

  经过这些事件,大明皇室权威降到极点,已经没人把皇帝当回事儿了,但同样也没人敢率先称帝,而是出现一堆一堆的地方“藩王”,王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正式形成。

  南方沿海最有意思。

  昭德皇帝被北京百姓吊死,归运皇帝被山西商贾控制,南直隶的官员和商贾,不再认可北方政权。

  徽商和江淮商贾,另立宗室为帝,改元“大兴”,再次出现二皇并立局面。

  可是,浙江、福建和广东,却不愿听南京号令,居然搞出三省联合自治。他们设置三省联合议会,又下设省议会、府议会、州县议会,各级官员必须听取议会的意见,否则不能颁布任何法令。

  王元珍占据湖广、江西之后,大量王氏族人、大同社成员、物理学社成员来投,可谓人才济济。

  而且,由于王元珍强行分地,愿意来投靠他的人才,多出自小地主、自耕农和小市民阶层。

  王元珍暂时无力向东南沿海扩张,也没实力去攻打广东。他一边在辖内搞土改,一边派兵去攻打广西。

  广西地方势力,需要面对“伪大越国”的兵锋,军队主要驻扎在南方边境。

  王元珍在广西势如破竹,广西兵紧急回源,“伪大越国”趁机入侵。广西士绅商贾,由于畏惧被王元珍分地,竟然选择向“伪大越国”投降。

  广西济世派大怒,串联掀起农民起义,四处杀官造反、攻略州县。仅仅一年时间,就有十余万农民军,带着三府之地归附王元珍。

  王元珍带着军队在广西打仗时,交趾汉人突然派使者来接洽。

  交趾设省的时候,已经清洗了一遍地方大族,接着又派遣大量汉人移民。那里的土地兼并程度,其实并不十分严重,反而是幸存的安南旧朝望族,拥有最多的土地,汉人则主要占据工商业优势。

  这次起兵自立,宣布建立大越国的,便是安南旧臣阮氏之后。

  阮氏打着驱逐异族的旗号,扇动土著百姓,对汉人高举屠刀。交趾汉人分布各地,又没有真正的德望之士领导,竟被阮氏窃土成功。而且,阮氏还手段高明,承诺不侵多汉人商贾的财产。导致交趾汉人当中,真正有影响力的家族,对交趾的异变不闻不问,继续高高兴兴的做生意。

  出身交趾小地主阶层的士子,早就在密谋收复疆土,听闻王元珍在广西与阮氏作战,立即派遣使者前来商量联合之事。

  双方交流非常顺利。

  王元珍承诺收复交趾之后,对拥有2000亩土地以下的汉人,不会强行分地给农民、佃户。超过2000亩的土地,按市价进行官方半价收购。

  交趾士子自然愿意,就算超过2000亩也无所谓,大不了选择分家分产。

  把土地分给儿孙和族人,总好过被异族虎视眈眈。

  归运(昭德)三年,王元珍大破“伪大越国”与广西豪族联军,交趾汉人在“伪大越国”起义。

  交趾商贾很有意思,对阮氏自立不闻不问,对汉人起义也不闻不问。只要别妨碍他们做生意,就算打破狗脑子,似乎也跟他们无关。

  当王元珍攻入交趾,并与义军合兵时,交趾商贾终于慌了,他们害怕被夺走产业!

  这些家伙,居然开始出钱募兵,带着未经操练的私兵,自不量力的跟王元珍打了几场。

  凡是参与对抗的商贾,皆被王元珍抄没家产,跑得快的直接驾船出海移民吕宋。

  至于各地商人,王元珍并不抢夺他们的浮财浮产,工厂和店铺一律不惊扰。但是,商贾名下的土地,是肯定要拿出来分给百姓和官兵的,不愿分地那就把店铺、工厂一起抄了。

  广西和交趾海商,酌情没收其部分船只,用以打造海军部队,顺便用这些船去吕宋做生意,在吕宋购买火枪火炮——佛山军火商,已经不卖兵器了,害怕王元珍买了枪炮攻打广东。

  归运四年,王元珍收复交趾,地盘包含湖广、江西、广西、交趾四省。

  浙江、福建、广东联省自治政府,表现得非常奇葩。他们组建了火力强悍的私兵,武装商船也称霸中国海域,既害怕王元珍继续扩张,又不敢主动进攻王元珍的地盘。

  南京小朝廷,纯属自娱自乐。

  王贲已然统一贵州,正在进攻云南。

  云南有两大势力,一是黔国公沐家,一是土司岑氏后裔。岑氏早已被改土归流,没有担任土司职位,但依旧拥有巨大的地方影响力。

  岑氏自立为王,沐家忠于朝廷,已经互相攻伐好几年。

  归运五年,王元珍从广西、交趾,两路分兵进攻云南。正在跟沐家打仗的岑氏,被搞得措手不及,宁远州、蒙自县、临安府、石屏州相继被攻陷。

  沐家同样如此,正跟岑氏打得热闹,王贲突然从贵州南下。

  沐家、岑氏,选择各自罢兵,回身对付外省之敌。

  大量济世派游侠,被王元珍散布出去,宣传“均田地”的思想。岑氏治下农民,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兄弟,纷纷起兵响应,因为他们早被岑氏盘剥得难以生存。

  岑氏主力还在跟王元珍打仗,其老窝直接被农民军攻破。

  王元珍、王贲、沐勋,三方坐下来和谈。

  都是自家人,王元珍和王贲同出一族,沐家当初也跟王渊有旧。谁都知道,王太师征战南北的神兵利刃,乃是乡试期间黔国公所赠。

  王元珍势大,王贲和沐勋同意归附。

  王元珍也作出承诺,可以让王贲和沐勋先自行分家。把两家的田产,都分给子孙和族人,主宗可保留5000亩地,分支每家只能保留1000亩地,店铺、工厂和金银不会动其分毫。

  同时,王贲和沐勋,必须交出军队,允许他们继续带兵,但得安插一些军官进去,并且军队后勤由王元珍负责。

  归运七年,王元珍从湖广,王贲从贵州,沐勋从云南,三路并进攻打四川。

  四川以前有三大势力,打了二十年,非但没有统一,反而军阀越打越多,已经打出大小藩镇十二家。只用半年时间,四川就被吞并,十二藩镇被逐个击破。

  而此时,山东的黄宗德,也灭掉了河南王郑越,正与北直隶王鳌合力进攻山西。

  东北六大营,终于养出蛊王,孙顺德自立为辽东王,袁达的后代赵坚被封为平难大将军。两人趁着王鳌攻打山西之机,西出山海关进攻北直隶,逼得王鳌被迫回师应对。

  忠心耿耿的黄宗德,此时已经彻底黑化,在缺少王鳌相助的情况下,独自攻破太原城,逼着归运皇帝禅位。

  这货称帝了,国号“大顺”,取“顺天应民”之意。

  天下皆惊!

  就连占据湖广、江西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交趾七省的王元珍,都不敢擅自称帝,占据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的黄宗德竟敢做皇帝?

  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三省,立即宣布效忠南京朝廷,但依旧享有联省自治权。

  北直隶总督王鳌,发檄文怒斥黄宗德,但迫于东北压力,不敢轻易向南用兵。

  黄宗德称帝之后,除了招来天下声讨,居然屁事都没有。

  恰恰相反,他还主动攻打王鳌,因为夺了北京之后,黄宗德的法统将更加坚固。

  王鳌兵败被俘,黄宗德也没杀他,只将其举族流放殷洲,并且霸占王氏的天津工厂。

  王鳌带着族人漂洋过来,殷洲各国君主,恐惧王氏名望,既不敢收留,也不敢动手。就像对待烫手山芋一样,全都选择礼送出境,临行前还各种赠与粮食、金银和少量火枪。

  王鳌有苦难言,一路乘船南下。

  在多方打听之下,得知北殷洲东海岸,还是地广人稀的所在,这些年有大量汉人移民过去。

  搞君主立宪的大殷国王,愿意为他们提供船只,穿过大运河北上寻找定居点。

  他们很快抵达望乡镇,即另一个时空的休斯顿。

  这里约有两千多汉人,跟卡伦卡瓦土著部落和平共处,王鳌觉得此地还不错,而且也没毅力再往前走了。

  从天津出发时,王氏族人有八百余,都是主宗或跟主宗关系较近的王氏子弟。途中因为病痛和风浪,足足死了六十多人,就连王鳌的长子都病逝了。

  这些王氏子弟,个个能书会算,却根本不懂耕种。

  他们跟着当地汉人,学习如何种地,如何防止麻布,一切都要自给自足,甚至只能用涩口的岩盐调味——汉人商船,暂时看不上这里,根本就懒得运货过来做生意。

  大顺皇帝黄宗德,耗时两年时间,将东北打得臣服,统一除了松辽盆地、陕西、青海之外的整个北方。

  王元珍没有趁机北伐,而是用两年时间,消化自己新占的地盘。

  南北二雄并立。

  南京朝廷自娱自乐。

  东南三省隔岸观火,他们更倾向于黄宗德。若非黄宗德率先篡位,背负着道德骂名,这三省早就宣布归附了。

  又过一年,黄宗德誓师南征,三十万大军分兵三路,进攻襄阳、武昌和黄州。

  王元珍主动撤退,放弃长江以北地盘,以长江水师应对北方大军。

  黄宗德无奈,吃掉襄阳等城池之后,派重兵驻扎在长江北岸,然后意犹未尽的班师回京。

  王元珍也是没法,这几年扩张太快,而且还要“均田地”,各种内政问题让人头疼,根本没有闲心跟北边争天下。

  一边处理内政,一边从吕宋订购军火,王元珍在南边又窝了两年。

  南京小朝廷和东南三省,对此局势非常满意,恨不得永远保持下去。

  就在此时,山东爆发农民起义。

  实在是山东的土地兼并太严重,黄宗德自家就占地400万亩,称帝之后族人更加变本加厉。

  黄宗德正在忙着平息民乱,东北半独立的军阀,突然选择搞叛乱。

  王元珍得知消息,立即出兵。

  没有北伐,而是攻打广东!

  他先宣布拥护南京小朝廷,又以征讨不臣为借口,指责广东不听朝廷号令。

  东南三省大惊,福建和浙江士兵,立即海陆并进支援广东。

  济世派游侠,散布于三省农村,跟当地的济世派、大同社合流,一起宣传“均田地”思想。

  东南三省土地兼并严重,几乎没剩多少自耕农,90%以上都是佃户。

  这些佃户,几乎每年都闹出零星佃变,但缺乏统一指挥,被三省军队轻松镇压。

  现在被私下串联,顿时佃农起义四起。

  而且,王元珍还派一支偏师进攻浙江。浙江士绅商贾,本来就被佃农起义搞得焦头烂额,又见王元珍派兵而来,紧急调回正在广东作战的浙江主力。

  福建兵也回去了,同样是为了镇压佃农起义。

  东南三省的工人也闹起来,罢工要求涨工资,因为他们吃不饱饭。

  自从王元珍占据湖广、江西以来,东南三省的粮价飞涨,主要从南洋进口粮食。工人们的工资不变,却买不起粮了,大规模罢工是迟早的事。

  至于王元珍,或许枪炮没有东南三省犀利,他的金银财货也不如东南三省丰厚。

  但是,他粮多!

  屋漏偏逢连夜雨,继佃变、罢工之后,三省又出现奴变,家奴们要求取消奴籍。因为他们听说,在王元珍的地盘,私自蓄奴是要坐牢的。

  然后,兵变发生了。

  福建团练总督被杀,乱兵攻入福州,洗劫了十多家豪商,起因是被常年克扣军饷。

  福建乱兵很快流窜进浙江,沿途裹挟数万佃户,浙江、福建两省给搞得一团糟。

  王元珍派去浙江的偏师,反而比主力进展更快,迅速攻城略地,占领除杭州、宁波以外的全部城池。

  平定东南三省,只用了一年时间,而且没有进行激烈战斗。

  三省的团练士兵,听说王元珍的军队,不但能领足军饷,而且士兵都能分地。他们拿着更精良的火器,却不愿意给富人打仗,甚至梦想着早早的投降分地。

  西元1727年,王元珍49岁,攻占南京,接受禅让。

  不建国号,只称中国,以此区别于海外的其他汉人政权。

  南北并立没有持续多久。

  黄宗德只是大明的接盘侠,接了一整套烂摊子,特别是其龙兴之地山东,几乎每年都有农民扛租抗税。

  他虽然大力整顿吏治,但旧有体系没被打破,整个政权都被“山东—天津士绅豪商集团”把控。

  这些人也愿意听黄宗德的话,但前提是不损及自身利益。

  王元珍统一南方的时候,黄宗德除了平息民乱和东北叛乱,其余全部精力都用在整顿内部。

  然后,黄宗德病死了,他比王元珍整整年长十二岁。

  黄宗德长子继位,吏治迅速腐败,内部矛盾也变得更加激烈。

  山东商贾大肆侵占山西市场,抢夺山西商人的基本盘。晋商在黄宗德死后,立即招募兵马自立,把山东商人全部驱逐出境。

  更可怕的是,北方连年打仗,山东还在继续扩大产棉面积。山东豪商强行收购河南等省的粮食,以缓解山东的粮食紧张,导致北方各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粮荒。

  王元珍誓师北伐,北方朝廷为了打仗,从南洋购买的粮食不够,只能再次派出官吏征粮。

  北方数省,全炸了!

  民乱四起。

  就这种时候,士绅豪商还在囤积粮食。

  黄宗德若还活着,肯定能打压豪强,逼着这些人把粮食交出来。但他的儿子却不行,早被势家大族绑架,几乎成了大明皇帝翻版。

  中国再度统一。

  王元珍52岁时,出兵攻打东吁,重新夺回澜沧省(老挝)。

  遂遣使至吕宋国,承认吕宋皇帝,两国皇室联姻,兵不血刃收回琉球和台湾——吕宋国王僭越称帝,一直得不到大明认可,如今宁愿用台湾和琉球换得皇帝称号。

  又出兵朝鲜,喊出“均田地”口号。被奴役百余年的朝鲜百姓,爆发出惊人的革命热情,箪食壶浆喜迎王师。因设朝鲜省。

  翌年,编修《明史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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